金股配资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如何变“废”为“宝”？专访中科院刘振刚｜聚焦国常会

● 聚焦·背景金股配资网

12月19日，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开展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。

会议指出，要坚决遏制住固废增长势头，按照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的原则，构建源头减量、过程管控、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，优先对与群众生活、安全生产密切相关的固废进行治理。

要加快完善综合治理长效机制，坚持“谁污染、谁治理”，加强无害化贮存、转运、处置等基础设施建设，提升固废资源化利用水平，发挥市场力量促进循环经济发展。

● 聚焦·嘉宾

刘振刚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、固体废弃物处理与资源化实验室主任。

固废治理面临哪些关键挑战？源头减量如何破局？“谁污染、谁治理”原则如何落地？如何才能变固废为“宝”？带着这些问题，记者专访了刘振刚。

刘振刚。受访者供图

哪几类固废减量潜力最大？

会议提出“坚决遏制固废增长势头”，并将“源头减量”置于综合治理体系首位。“这是针对我国目前固废产废及治理模式的系统性要求”，刘振刚指出，结合我国当前产业结构与消费模式，三大类固废减量潜力巨大，也是政策即将发力的“硬骨头”。

首先是“存量最大、增量稳定”的大宗低值工业固废，包括磷石膏、煤矸石、尾矿、赤泥、钢渣等，年产生量超35亿吨，历史堆存超600亿吨，目前的综合利用率仅59%左右。

其次是“增长最快、回收率最低”的一次性包装废弃物。2024年，我国快递、外卖、商超一次性塑料等一次性包装废弃物产生量突破5000万吨，但整体回收率不及15%，胶带、塑料填充物等回收率不到5%。

最后是“量大质稳、资源性高”的建筑垃圾，占城市固废总量40%左右，年产生量已突破30亿吨，综合利用率约50%。

“抓住数量巨大、资源化属性突出的三大源头，就是抓住了固废增量控制的‘牛鼻子’。”刘振刚提出，通过“源头减量-循环替代-责任延伸-全程监管”措施，就能在2030年前真正实现国常会要求的“增长势头得到坚决遏制”的目标。

如何落实“谁污染、谁治理”原则？

“谁污染、谁治理”是固废治理的基本原则，如何从原则走向实践？刘振刚认为，将该原则变成可量化、可追踪、可问责的实际监管执法，关键在制度设计。

就此，他提出了一套环环相扣的制度设计构想：首先要建立电子台账监管系统，能对所有产废单位在环评、排污许可、固废管理计划申报的“固废成分-数量-流向”进行实时监管；其次，要严格实施排污（固废）许可证管理，通过法律约束，推动企业主动减污；再次，要实施生态环境修复保证金制度，要求企业在建设前按项目环境风险等级缴纳保证金，确保后期若造成污染所需的生态环境修复资金；此外，还要综合考虑绿色供应链管理，把污染成本计入供应链考核，推动末端企业将减废要求涵盖至上游原材料生产环节。

刘振刚指出，通过“实时台账-行政许可-资金保证-绿色供应”等，在源头厘清“污染者”，在过程中强化“行政约束”，在末端保障“修复资金”，实现污染者“产生即负责、违法即付费、损害即修复”的闭环管理。

固废处理处置设施现状如何？

无害化贮存、转运、处置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固废治理的硬件基础。刘振刚用“总体满足、布局失衡、协同不足”十二个字概括了当前相关基础设施的现状。

具体而言，目前固废处理处置设施总体满足固废需求，但区域匹配失衡，一方面东部超大城市固废处理处置设施“吃不饱”，另一方面，中西部部分省份“吃不完”。

同时，城乡统筹不足，一方面城市处理处置设施偶有闲置，但广大农村地区普遍缺少相关设施，生活垃圾、医废、农药包装等固废只能长途转运到周边城市集中处置，导致成本激增。

如何兼顾固废处理处置设施的环保性、安全性与经济性，破解布局难题？刘振刚提出了三大方向：

一是强化省级统筹，推动“设施共享”。省级层面要统一规划建设固废处理处置设施，明确“服务半径-处置类别-处理能力”进行设施共享，降低处置成本；

二是探索“跨区域协同”机制。对于跨区域转移的开展协同审批、明确生态补偿，破解“邻避”效应；

三是运用科技赋能“全过程监管”。利用物联网、遥感等技术进行固废产生-处理处置-消纳或利用全过程监管，避免违法倾倒现象发生。

如何变固废为“宝”？

提升固废资源化利用水平，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核心，也是变“废”为“宝”的关键。刘振刚肯定了我国在特定领域技术研发与应用上取得的进展，如针对钢渣已开展“炉内改性-梯级利用”技术，建立万吨级生产线，针对建筑垃圾的再生道路基层材料技术已得到推广应用，实现了骨料替代率高达50%的目标。

11月8日发布的《碳达峰碳中和的中国行动》白皮书指出，中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，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。截至2024年底，已建成废旧物资回收网点约15万个，各类大型分拣中心约1800个。2024年，煤矸石、粉煤灰、尾矿等七种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达59%，较2020年提高3个百分点。